内篇卷一

六家第一

自古帝王编述文籍，《外篇》谓《古今正史》篇。此二字一作“史”。言之备矣。古往今来，质文递变，诸史之作，不恒厥体。榷而为论，其流有六：一曰《尚书》家，二曰《春秋》家，三曰《左传》家，四曰《国语》家，五曰《史记》家，六曰《汉书》家。今略陈其义，列之于后。 《尚书》家者，其先出于太古。《易》曰：“河出《图》，洛出《书》，圣人则之。”故知《书》之所起远矣。至孔子观书于周室，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，乃删其善者，定为《尚书》百篇。孔安国曰：“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。”《尚书璇玑钤》曰：“尚者，上也。上天垂文口，古“象”字，一作“以”。布节度，如天行也。”王肃曰：“上所言，下为史所书，故曰《尚书》也。”推一作“唯”。此三说，其义不同。盖《书》之所主，本于号令，所以宜王道之正义，发话言于臣下；故其所载，皆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。至如《尧》、《舜》二典直序人事，《禹贡》一篇唯言地理，或作“里”。《洪范》总述灾祥，董、刘五行之说。《顾命》都陈丧礼，兹亦为例不纯者也。

又有《周书》者，谓世所传汲冢《周书》。与《尚书》相类，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，凡为七十一或作“二”，非。章。上自文、武，下终灵、景。

甚一误作“其”。有明允笃诚，典雅高义；时亦有浅末恒说，滓秽相参，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。至若《职方》之言，与《周官》《周礼》。无异；《时训》之说，比《月令》多同。斯百王之正书，《五经》之别录者也。 自宗周既殒，《书》体遂废，迄一作“迨”。乎汉、魏，无能继者。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，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，昭法式，至于人理常事，不足备列。乃删汉、魏诸史，取其美词典言，足为龟镜者，定以篇第，纂成一家。 由是有《汉尚书》、《后汉尚书》、《汉衍。魏尚书》，凡为二十六卷。卷与《隋。志》不合。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，又录开皇、仁寿时事，编而次之，以类相从，各为其目，勒成《隋书》八十卷。寻其义例，皆准《尚书》。

原夫《尚书》之所记也，若君臣相对，词旨可称，则一时之言。累篇咸载。如言无足纪，语无可述，若此疑当作“止”。故事，虽有旧无“有”字。脱略，四句言有事无言者不收。而观者不以为非。爱逮中叶，文籍大备，必翦截今文，模拟古法，事非改辙，理涉守株。故舒元孔衍字。所撰《汉》、《魏》等书，不行于代也。若乃帝王无纪，公卿缺传，则年月失序，爵里难详；斯并昔之所忽，而今之所要。如君懋王劭字，《隋书》，虽欲祖述商、周，宪章虞、夏，观其所述，乃似《孔子家语》，临川《世说》；谓体不类史，可谓画虎不成，反类犬也。故其书受嗤当代，良有以焉。

《春秋》家者，其先出于三代。案《汲冢琐语》记太丁时事，目为《夏殷春秋》。孔子曰：“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”：“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之教也。”知《春秋》始作，与《尚书》同时。《琐语》又有《晋春秋》，记献公十六年事。《国语》云：“晋羊舌肸习于春秋，悼公使傅其太子。”《左传》昭二年，晋韩宣子来聘，见《鲁春秋》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斯则春秋之目，事匪一家。至于隐没无闻者，不可胜载。又案《竹书纪年》，其所纪事皆与《鲁春秋》同。《孟子》曰：“晋谓之乘，楚谓之梼杌，而鲁谓之春秋，其实一也。”然则乘与纪年、梼杌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！故《墨子》曰：“吾见百家春秋”，盖皆指此也。 逮仲尼之修《春秋》也，乃观周礼之旧法，遵鲁史之遗文；据行事，仍人道；就败以明罚，因兴以立功；假日月而定历数，籍“藉”通。朝聘而正礼乐；微婉其说，志一作“隐”。晦其文；为不刊之言，着将来之法。故能弥历千载，而其书独行。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，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；言春以包夏，举秋以兼冬，年有四时，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苟如是，则晏子、虞卿、吕氏、陆贾，其书篇第，本无年月，而亦谓之春秋，盖有异于此者也。

至太史公着《史记》，始以天子为本纪，考其宗旨，如法一作“昔”。《春秋》。自是为国史者，皆用斯法。然时移世异，体式不同。其所书之事也，皆言罕褒讳，事无黜陟；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，安得比于《春秋》哉！

《左传》家者，其先出于左丘明。孔子既着《春秋》，而丘明受旧作“授”，非。经作传。盖传者，转也；转受旧亦作“授”。经旨，以授后人。或曰传者，传原音：平。也，所以传示来世，案孔安国注《尚书》，亦谓之传，斯则传者，亦训释之义乎？观《左传》之释经也，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，或传无而经有，或经阙而传存。其言简而要，其事详而博，信圣人之羽翮，而述者之冠冕也。 逮孔子云没，经传不作。史而以经名者，至《左传》后遂绝。于时文籍，唯有《战国策》及《太史公书》而已。至晋着作郎鲁国乐资，乃追采二史，撰为《春秋后传》。其书一脱“书”字。始以周贞王，续前传鲁哀公后，至王口同“赧”。入秦；又以秦文王之继周，终于二世之灭，合成三十卷。当汉代史书，以迁、固为主，而纪传互出，表志相重，于文为烦，颇难周览。

至孝献帝，始命苟悦撮其书为编年体，依一有“附”字。《左传》着《汉纪》三十篇。自是每代国史，皆有斯作，起自后汉，至于高齐，如张璠、孙盛、干宝、徐贾、当是“广”字。裴子野、吴均、何之元、王劭等。其所着书，或谓之春秋，或谓之纪，或谓之略，或谓之典，或谓之志。虽当有“其”字。名各异，大抵皆依《左传》以为的准焉。

《国语》家者，其先亦出于左丘明。既为《春秋内传》，又稽其逸文，纂其别说，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国事，起自周穆王，终于鲁悼公，别为此二字或作“列于”，或作“列为”，皆非。《春秋外传。国语》，合为二十一篇……其文以方《内传》，或重出而小异。然自古名儒贾逵、王肃、虞翻、韦曜之徒，并申以注释，治其章句；此亦《六经》之流，《三传》之亚也。 暨纵横互起，力战争雄，秦兼天下，而着《战国策》。其篇有东西二周、秦、齐、燕、楚、三晋、宋、卫、中山，合十二国，分为三十三卷。夫谓之策者，盖录而不序，谓时序。故即简简徚。以为名，或云，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一脱“之”字。策谋，因谓之《战国策》。

至孔衍，又以《战国策》所书，未为尽善；乃引太史公所记，参其异同，删彼二家，谓《国策》、《迁史》。聚为一录，号为《春秋后语》。除二周及宋、卫、中山，其所留者，七国而已。始自秦孝公，终于楚、汉之际；比于《春秋》，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。始衍撰《春秋时国语》，因迷其《后语》，并标其前作。复撰《春秋后语》，勒成二书，各为十卷；今行于世者，唯《后语》存焉。按其书序云：“虽左氏莫能加。”世人皆尤其不量力，不度德。寻衍之此义，自比于丘明者，当谓《国语》，非《春秋传》也。必方以类聚，岂多嗤乎！ 当汉氏失驭，英雄角力。司马彪又录其行事，因为《九州春秋》，州为一篇，合为九卷。寻其体统，亦近代之《国语》也。

自魏都许、洛，三方鼎峙：晋宅江、淮，四海幅裂。其君虽号同王者，而地实诸侯。所在史官，记其国事，为纪传者则规模班、马，创编年者则议拟荀、袁。于一作“为”。是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体大行，而《国语》之风替矣。

《史记》家者，其先出于司马迁。自《五经》间行，百家竟列，事迹错糅，通作“揉”。前后乖舛。至迁乃鸠集国史，采访家人，或作“家乘”，恐非。上起黄帝，下穷汉武；纪传以统君臣，书表以谱年爵，合百三十卷。

因鲁史旧名，目一本“目”字在上。之曰一无“曰”字。《史记》。自是汉世史官所续，皆以《史记》为名。迄乎东京着书，犹称《汉记》。 至梁武帝，又敕其群臣，上自太初，下终齐室，撰成《通史》六百二十卷。其书自秦以上，皆以《史记》为本，而别采他说，以广异闻；至两汉已还，则全录当时纪传，而上下通达，臭味相依；又吴、蜀二主皆入世家，五胡及拓拔氏列于《夷狄传》。大抵其体皆如《史记》，其所为异者，唯无表而已。其后元魏济阴王晖业，撰人误，辩详后注。又着《科录》二百七十卷，其断限亦起自上古，而终于宋年。其编次多依放《通史》，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，共为一种，故以《科录》为号。皇家显庆中，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，南起自宋，终于陈，北始自魏，卒于隋；合一百八十篇，号曰《南、北史》，其君臣流例，恐当作“别”。纪传群分，皆以类相一无“相”字。从，各附于本国。凡此诸作，皆《史记》之流也。 寻《史记》疆宇辽阔，年月遐长，而分以纪传，散以书表。每论家国一政，而胡、越相悬；叙君臣一时，而参、商是隔。此其为体之失者也，兼其所载，多聚旧记，一作“纪”。原注：谓采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国策》等。时采一作“插”。杂言，故“故”字俗本误作细书，缀于小注末。使览之者事罕异闻，而语饶重出。此撰录之烦者也。况《通史》已降，芜累尤深，遂使学者宁习本书，而怠窥新录。且撰次无几，而残缺遽或作“遂”。多，可谓劳而无功，述者所宜深诫也。

《汉书》家者，其先出于班固。马迁撰《史记》，终于今上；谓孝武帝，依太史公语也。自太初已下，阙而不录。班彪因之，演成《后记》，以续前编。至子固，乃断自高祖，尽于王莽，为十二纪、十志、八表、七十列传，勒成一史，目为《汉书》。昔虞、夏之典，商、周之诰，孔氏所撰，皆谓之“书”。夫以“书”为名，亦稽古之伟称。寻其创造，皆准子长，但不为“世家”，改“书”曰“志”而已。自东汉以后，作者相仍，皆袭其名号，无所变革，唯《东观》曰“记”，《三国》曰“志”。然称谓虽别，而体制皆同。

历观自古，史之所载也，《尚书》记周事，终秦穆；《春秋》述鲁文，一作“史”。止哀公；旧误作“定公”。《纪年》即《竹书纪年》。不一作“下”，非。逮于魏亡，《史记》唯论于汉始。如《汉书》者，究西都之首末，穷刘氏之废兴，包举一代，撰成一书；一作“家”。言皆精练，事甚该密，故学者寻讨，易为其功。自尔一作“迩”，一作“古”。迄今，无改斯道。

于是考兹六家，商榷千载，盖史之流品，亦穷之于此矣。而朴散淳销，时移世异，《尚书》等四家，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。

其体久废；所可祖述者，唯《左氏》及《汉书》二家而已。